并非仅仅一位作家的失误

梁晓声先生的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是部畅销书，其对中国当前各阶层的认识和分析虽不无可商之处，但通览全书，却也显示出作者的一些真知灼见。可书中有三处明显失误，未免给读者留下遗憾。

该书第一章《当代资产者阶层》中道：“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，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，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……他们的成功非是‘运交华盖’的结果，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。”文中“运交华盖”一词为梁晓声先生误用。按作者之意，竟将交华盖运与交好运、走鸿运当作同义词了，其实词义恰恰相反。“运交华盖”因鲁迅先生的诗而惯为群众所称引，但多犯与梁先生同样的错，甚至还有人误以为是指官运。其实只要翻翻《辞海》就能得到答案：“旧时迷信，以为人有华盖星犯命，是运气不好。”《儒林外史》中瞎子替病重的聘娘算命时就曾说道：“莫怪我直谈，姑娘命里犯一个华盖星，都要记一个佛名，应破了才好。”这就很清楚了。

第四章《当代知识分子》中写道：“直到满清王朝覆灭，大小官僚盖由圣旨任命。哪怕是九品芝麻官的一名小小县令。”自隋唐以降，县令虽小却非九品，而在七品以上，明清两代为正七品。七品与等而下之的八品、九品是泾渭分明的两截：七品及七品以上者称“入流”，性质为官；七品以下者为“不入流”，性质为吏。梁晓声先生误以县令为“九品芝麻官”，大概是受“以极端神经质的表演风格搞笑的周星驰”（作者语）所演《九品芝麻官》的影响？

接着，梁晓声先生又写道：“但‘京试’毕竟3年才举行一次，而且状元仅只一名，榜眼探花加在一起也不过十来名。其余绝大多数，皆落陪考下场。”据字面上看，很容易发现作者犯了计算错误：状元和榜眼探花“加在一起”应当是3名，而非“十来名”。若联系下文来推断，梁先生的这“十来名”大概是指一次“京试”所取的进士总额，那他还是搞错了。科举制度成形于唐，其时每年举试一次，取士分进士科和明经科。据清朝徐松《登科记考》统计，唐代仅进士一科，及第者在6000人以上，平均每年都不止“十来名”。状元始于宋太祖朝，北宋初年也是基本每年开科，每科取士30人左右。宋英宗治平年间正式规定，每3年开科一次，每科人数大为增加。到北宋中期，甚至出现了每科取进士500人的记录。明清两代每科取士各省有定额，总额约190名，所以清末梁启超在《各省举人上皇帝书》中说：“天下聚数千举人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。”因此不管怎么讲，梁晓声这句话肯定错了。

梁先生的这些失误在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这样的书中出现，似乎不能算什么大不了的过错。但联系到前阶段文坛上“为什么中国当代没有文学大师”的话题，却不能不使人浮想翩翩。为什么中国当代就出不了真正的文学大师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是不是也由于我们的文人们自己不争气呢？

的确，这一代知识分子被迫浪费了太多的求知时间，到能静下心来创作的时候，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们会发觉原来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近于盲点，而对这个社会的过去更是一无所知。怎么办？像老辈学人那样蒙读《诗经》、《孟子》已经来不及了，而且这种汲取养分的方法早被“五四”以降的文坛先驱骂臭了。于是有的人就走捷径，在民间“高士”处学着用《周易》测算时运，用河洛图推究天理，如此等等，智计百出，试图以这种方法贴近传统文化的底蕴。可到头来却只能是“野狐修禅，未闻大道”，连传统文化的门都没摸到。